语言真是个奇妙的东西，表达同样一个意思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也可以那样说，这样说可能让人云里雾里、不知所云，那样说可能使人茅塞顿开、恍然大悟；这样说可能使人不痛不痒，那样说就能使人醒脑提神。大白话就具有这样的魅力。

　　　一群大学生暑期在农村调研时与农民座谈，问农民什么是社会主义，什么是共产主义？一位农民挺直腰杆回答道：社会主义是有啥吃啥，共产主义是想吃啥就吃啥。瞧瞧，农民理解得多直接！

　　　就在前两天，一位上级领导到我所在的单位调研，他说：你们不能只找矿不开矿，煮熟饭都让别人吃了，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。他的话不时引起大家会心的笑声。

　　　改革开放初期，在全中国最推崇的一句大白话要数邓小平的“猫论”了。据社会学学者辛向阳讲述，“猫论”是四川人的一句俚语，刘伯承元帅在战争年代常爱引用这句话，来说明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打败敌人就行的道理。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，邓小平多次引用这句话，来说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。“猫论”遭到种种非议后，他仍然表示“我现在不收回”，“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。” 印度学者苏地生曾于1987年评价说:“全世界还应该认识到,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。在这个被各种僵化教条左右的世界上,他以极有胆略的实践家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,提出了一个具有闪光的哲理并以极其朴素的语言表达的基本命题:‘不管白猫黑猫,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’这句至理名言应该用金字装裱起来,并让全世界家喻户晓,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今世界上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金石。”“猫论”的价值还在于它是“三个有利于”的最初提法,也是最形象生动的提法,它把握了亿万群众的命运,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。

　　　我信手拈来的这几个例子还远远够不上大白话的范本。近来读李瑞环的《学哲学用哲学》，那字里行间的大白话让我警醒、令我沉醉，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大白话的强烈印象。请听听这个木匠出身的国家领导人是怎么说的：

　　　“现在是百业待兴，百事待举，要把所有的事都找出来，分分类，排排队。不加选择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核桃栗子一齐数，其结果必然是螃蟹吃豆腐，吃得不多，抓得挺乱。”

　　　“中国的小勺多，你别看小，锅再大也经不起捞。”

　　　“一块木头是什么？就是一块木头，这个回答并没有错，但它还是什么？这就要看具体情况。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，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，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，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，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，拿到法庭就是证据，但还是那块木头。这就是质的多样性。”

　　　你能说这些话你听不明白、弄不清楚吗？你能说它是模棱两可、敷衍搪塞的官话、套话吗？那字里行间闪射出的智慧、那风趣幽默的表述、那准确形象的比喻，又怎能不使你茅塞顿开、忍俊不禁呢？说实话，我学过几种版本的哲学，也研读过抽象深奥的自然辩证法，但我对质的多样性的理解从来没有这样清楚明白过。在这样的大白话面前，那些口口声声不离执政为民，而又凭借话语权上的强势地位，口口声声离不开互相复制、耳熟能详的官话、套话、大话、空话的人，难道就不自惭形秽吗？

　　　在这里，细心的读者便会发现，大白话其实就是大实话、家常话、土话，它对一个模式、一种思维、一幅面孔说出来的官话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是一种反叛和背逆。它无论是在民间的街头巷尾流传，还是出自智者之口抑或伟人之唇，无不似黄钟大吕般响彻透亮。它自然、率真、平淡，既是另类的，又是鲜活的；极具穿透力，又有人情味，直抵人们的心灵深处和精神实质。

　　　传统语言学强调语言的朴素、准确、生动。这是对的。而大白话的魅力则集中体现在它直白而准确的表述、深邃而启智的内涵和诙谐而幽默的情趣上。我认为，至少这三个因素构成了大白话的显著特征。人们喜爱大白话，是因为大白话洋溢着朴素和真诚，如荆山之玉；人们钟情大白话，是因为大白话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思想，如吉光片羽；人们接受大白话，是因为大白话风趣生动，如奇葩异卉。一句大白话会使你像喝了农夫山泉，如沐春风，心生惬意；一句大白话可能就会宣告一个新大陆的发现，一个难解之谜的破译；一句大白话可能就会使你在山穷水尽中看到柳暗花明，在迷惘困惑中豁然开朗，在生死抉择中陡生信心。薛涌先生说：“稍有学术训练并且诚实的人都知道，用大白话讲出深刻的道理是最难的。” 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大白话其实就是直觉反映和感性认识的圣殿，是善解风情、静观万象和见微知著的结果，是洞明世事、练达人情后的思想升华。谁能说今天的大白话就不是将来的名言警句？

　　　“看似寻常却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理解王安石的这两句诗，就知道大白话说来也不易。可见，融汇汗水和智慧的大白话必定不似无色无味的白开水，它像电光火石一样，灿然在目，绽放于心！